陶剑虹：应该把“世界工厂”看成是褒扬

      畅销书《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曾经警醒企业人：卓越公司衰落往往由于扩张太快、战线过长不是死于没有机遇，而是死于机遇太多；不是“饿死”，而是“撑死”。这值得成长中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借鉴。“十二五”时期，医药制造业应当在前期高速成长的基础上，着手建立更可持续和稳健的增长模式，愿景更为清晰，对主业更为专注，对创新的追求更为实际，实现从快公司向稳公司的转变。而这一切需要对自身定位的清晰认知。

      制造业规模的快速发展，让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衔头，然而国人对工厂的惯性认知局限了我们的想象力。事实上，“世界工厂”的说法，从诞生之初，就绝不是与低端老旧的制造业相关联的。历史上，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科技发明的先锋美国都曾经是世界工厂，他们为全球提供了那个时代最领先的工业消费品，他们的制造能力和产能规模可以左右全球同类产品的供应量和价格，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是制造业的核心价值带。

      与此同时，制造业成为技术创新最坚实的物质依托，即使是经济学家都无法将研发和制造业切分开来。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否则创意就会变为空想。发达国家出现随着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研发也随之转移的现象，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从1987年到2008年，美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的研发要比它们在本土的研发增长快出2.65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产能全球梯度转移的时代，可以说中国医药产业对世界工厂的定位已经从不确定转变为默许，甚至总想尝试突围。然而，与创造过工业奇迹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了吗？或许我们还只停留在世界原料供应商的层面，在高附加值的深加工再创造上，中国医药制造业要走的路依然漫长。然而，只要方向正确，就不怕路途遥远，而《医药工业“十二五”规划》，就成为我们强化医药制造核心竞争力的行动指南。

      对此，作为2010年已经登上制造业王国宝座的中国，应该怎样从全球重振制造业的大气候中，看待医药工业未来的升级路径？在制造业回归的呼声下，中国应该如何找准新全球化形势下的角色与定位？S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陶剑虹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特别专访时，为我们解读了有“世界工厂”之喻的中国，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与内部转型需求旺盛的背景下，2012年医药工业发展中所应秉承的坚持与方向。

      “赋予世界工厂的新含义”

      医药经济报：目前国际上对于“重振制造业”的呼声高涨。今年1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时，已着重阐述了美国需要推动制造业复苏。舆论认为，美国是看到了德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仍然有3%的增长，因此，把解救经济困局的希望转向了制造业。

      您觉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国际上制造业复苏的思潮下，应该保有怎样的心态和做法？如何定位中国力量在全球医药工业产业链中的角色？

　　陶剑虹：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重塑增长模式，金融的杠杆效应弱化，强化实体经济的诉求凸显。在这个背景下，世界工厂不是简单的批量式作坊，而是有规模和技术优势的制造业轴心，应该有能力为全球工业化提供可复制的革新方法论。

　　曾经有一种声音认为，未来是属于高科技和服务行业，而不是传统的制造业。但德国的增长显然让有这种想法的人大失所望。能把普通的金属敲打成震惊世界的科技奇迹，是德国公司成为全球化首要受益者的主要原因，相信德国制造的饮具刀具现在在国内的各大商店和超市都很有销路。可以说，德国在全球化浪潮里巧妙地利用优势发展自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归传统经济模式，重振制造业的基石作用。而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一直是以用未来的钱消费为主，重新思考制造业基石的力量也正是它转变经济结构思路的一种尝试，我相信，德国的增长的确触动了美国重思它的产业结构。

　　中国素来有“世界工厂”的称号，中国更是已经成为全球医药工业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曾经有人觉得这是对中国做加工贸易的贬意，但现在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世界工厂”的作用，正面肯定“世界工厂”的价值。30年前，我们有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优势得以体现。但现在人口红利已经在减少，劳动力成本大大提升，这样的优势未来会越来越被削弱。因此，作为科技型制造的医药工业，对“世界工厂”概念要赋予新的含义，必须具有创新需求和GMP等技术规范。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它所面临的问题与20年或30年前大大不同，中国不是要不要搞工业化的问题，而是搞什么样的工业化的问题？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工业化模式，还是沿着我们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工业化模式？这本质上是一个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问题。中国是工业化的后来者，我们既有机会避免其他国家的错误，又有机会创新本国的发展新模式。

　　欧美等国在30多年前就把原料药转移出去了，而中国适时接住了“梯度转移”的机会。我们的医药工业，特别是原料药生产，在全球医药产业链的最前端，是制剂生产的上游产业。像VC占有全球40%的份额，青霉素工业盐占有全球30%以上的份额，这些都是当初从辉瑞、GSK、礼来、罗氏等跨国药企转移出来的，我们抢先于印度，把握住了这个机遇，拥有了医药工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在品种、规模和技术上都获得了欧美日等制药巨头的认可，成为稳固的原料药供应基地。

　　中国应该牢牢站稳“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投入科技、技术和资金来有效处理“三废”等污染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把握住现有的领先优势和大品种优势，再学习“德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将包括质量、技术、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以及产品性能可靠性、供货可靠性及售后服务等非价格因素做强。利用包括VC、青霉素工业盐等优势大品种，不断提高技术，开发下游产品；注重制剂的研发，特别针对辅料技术性的研发，尽量缩短我们与世界水平的差距。

　　《医药工业“十二五”规划》也特别强调要重点提高药用辅料的质量标准。目前一些同类别的国产药与进口药在有效性和生物利用度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有部分原因是药用辅料质量所致。按照“十二五”规划要求，药用辅料的研发要根据药物制剂发展的需要，开发和应用能够改善药品性能、提供特殊功能、保证药品安全性和药效的系列化、功能化新型药用辅料，促进新制剂或释药系统的研发，提高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和顺应性。重点开发方向也指向高效崩解剂、共加工辅料、安全性高的包衣材料和注射剂用辅料等。今后相应的质量标准体系和管理规范也将进一步完善，这也是医药工业作为科技型制造产业的体现。

　　医药经济报：各国都希望能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制造领域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医药工业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全球化形势下，我们是否还应该努力拓展产业链的高端领域？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会成为产业的领路者？

　　陶剑虹：以全球化为前提，当今制造业不再是在同一地点完成所有工序，而是生产要素全球配置，制造业产业链已形成从研究和设计开发、生产、后勤及分销、销售及推广到售后服务的六大产业链。可以说，尽管跨国制药企业是全球医药网络中的运营者，占有支配地位，中国和印度药企只能说是从属地位，但中国药企通过委托加工、外包等形式，参与了全球新一轮分工，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在价值链中处于动态升级的趋势。

　　一方面，中国的原料药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我们有部分大品种具有市场相对垄断的地位，仍然要牢牢抓住。我们在原料药方面仍然具有很强的优势。早在上世纪，以海正药业和华海药业为代表的中国有比较优势的原料药企业就已经通过了欧美认证。从数据看，截至2010年6月，中国药企拥有的欧盟COS证书有266件，通过的企业有144家，涉及产品约150个。而到2010年底，药企注册美国的原料药DMF文件达740个。

　　另一方面，国产制剂与世界先进水平仍然存在明显差距，需要与进口药物的生物利用度等多项技术指标进行比较研究寻找差距，实现制剂工艺的突破。从前我们因为缺医少药而不得不进口药品，但现在中国的药品需求仍然在增长，对于进口药物的需求也在增加。尤其是一些省会大城市医院用药，国产用药与合资、进口药的比例差不多是5︰5。这就需要思考原因何在。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国产药物与进口药物在技术性和有效性上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差距，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技术性、有效性的基石不能丢弃，要向先进剂型的服用剂量小但高效安全的方向努力，从设备、技术、管控、人员上投入更大的心力。这也是“十二五”提出的目标和任务。

　　现在有一种非常好的趋势是， 把制剂出口到欧美主流医药市场的企业在不断增多，它们获得了国际主流市场认可，必将成为中国医药制造业的领先者。像华海药业，目前已经有7个制剂产品拿到了FDA的ANDA文号，东阳光药业的齐多夫定也于2011年10月在美国上市，恒端的伊立替康注射液最近也通过了FDA认证等等。像绿叶制药，原来有多年的原料药出口经验，2005年公司开始战略转移，全面转向成品制剂出口，现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都成功注册了成品药产品，这也是由企业作为主导的一种产业升级的模式。

　　为什么我说这些有制剂出口的企业会成为行业的领先者？因为他们先是通过原料药生产的比较优势，把握住了对外交换的机会，其原料药生产制备先人一步，再是制剂生产也是按照世界主流市场的硬性要求标准，其技术和疗效都已经达到了主流医药市场的水平。它们对来源于制造端的技术支持、对安全生产的管控、制造设备的运用等综合素质水平的考虑已经与世界制药业水平看齐，这样的企业也必然成为中国制药业的领路人。

　　“产业转型得像汽车转弯一样减点速”

　　医药经济报：您刚才也谈到，《医药工业“十二五”规划》中对今后5年的医药工业提出了发展目标。我们看到，规划从产业规模平稳较快增长(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0%)、确保基本药物供应、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质量安全上水平、产业集中度提高、国际竞争力提升、节能减排取得成效等7个方面进行了细化分解。您对这一设计思路有何看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对制药业而言会产生阵痛吗？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其中的得失关系？

　　陶剑虹：从“十二五”规划可以看出，政策层面希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来推动整个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但我对规划提出的医药工业发展目标包括总产值年均增长20%持不同看法。

　　从未来看，医药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肯定会进入放缓周期，我认为将保持在18%左右。这样的增长还必须在确保原料药出口畅顺的前提下，因为目前我们的制剂出口尚未形成规模。同时，医改进入深水区，医保支付已经采取按病种支付、按人头支付和总额预付制等新的支付方式。因此，合理的医药项目价格也需要提供一个正确的费用核算基础，而“天花板”又定在了每年控制药费增长总额不能超过15%，因此，像上海提出的总额预付制度，医生不可能过多地开高价药。而作为药品市场最大比重的医院制剂销售增长，就不可能有像“十一五”期间那样粗放。如果原料药出口不能保持畅顺，对于医药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会影响更大。

　　我认为，随着医改的进一步深入，医保支付方式的改变将使大处方现象有所改观，价格合理的药品会成为医院市场的销售主流产品。而且随着药品定价体制的推出，从总额预付等新的支付方式上看，也不可能允许高价药成为医院销售的主流。而再从流通领域的差率规定看，对于差率的控制到位也会使销售增长率有所放缓。

　　从制造业大趋势上看，增长率也在变慢。就ISM指数表明公布的1月份数据看，中国制造业PMI是50.5%，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表明经济回调趋稳。我们知道ISM指数通常以50%为临界点，高于50%被认为是制造业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则意味着制造业的萎缩，影响经济增长的步伐。

　　当然，在转型升级阶段，放缓速度来调整是必然的。这就像汽车转弯也必须要放慢速度，要不然驾驭不了弯道就容易产生侧翻。放缓可以说是产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重点是要看准转弯的方向，调整好产业发展的速度。

　　“能够提高创新效率的做法就是获得机遇的方向”

　　医药经济报：您提到要看准转弯的方向来调整产业发展定位，我们发现“十二五”规划多次强调了“创新是关键任务”，您认为创新与产业发展定位之间的联结效应是怎样的？在医药需求快速增长和全球市场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医药工业该如何解读机遇的方向？

　　陶剑虹：新药研发在医药工业可以说是软肋。从关起门搞研发到自主创新的提倡，都离不开与世界的合作，我们应该勇于“与强者午餐”。我认为先声药业与默沙东的合作研发模式给中国医药产业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这种以投入比例成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其创新性在于有效融合了先声与默沙东两家企业丰富的研发、销售网络和资源，是一种战略性合作的创新研发模式。其目的是加快新药研发进程，令创新型药品在中国与世界同步上市，大大缩短新药上市的时间。像绿叶制药与俄罗斯联邦学院合作研制开发人工皮肤项目，目前已经获得国内上市许可。

　　让人兴奋的是，类似的新型合作模式正在把中国与世界研发水平拉近。在这样的合作中，外资方看中的是中国的市场，中方看中的是外资方的技术，这是双重诱惑。而通过合作投资，创新药物的核心研究也能够在中国境内获得，更是一种双赢互补。这是一种由企业主导的自主创新、主导研发的股份合资研发模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国际药物研发合作维度。现在全球多中心临床也将目光转向中国，一方面是看中了中国新药上市的潜力远大于欧美，另一方面很多临床前项目也可以拿到中国来研发，在亚洲人群市场的适用性上可以加快新药上市的进程。

　　回想20多年前，我们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虽然让出了市场，但换来的多是不确定的工艺技术，不是平等互补的方式。我印象深刻的是河南中原药厂的例子。在制造业中，生产工艺是生命线，工艺上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从1990年起，河南中原制药厂曾作为我国“八五”重点建设工程，横跨“七五”到“九五”3个五年计划，历经12年，准备形成5000吨维生素C生产能力，其设计产能之大在当时就被誉为中国制药“航母”。但是，由于进口生产设备工艺不过关，用几十亿元贷款购买的进口设备和工艺技术存在严重问题，多次尝试但始终未能投产，并于1996年正式停产。这是一个医药制造业失败的惨痛教训。

　　在德国工业界，机械制造业的定义“Mittelstand” 表示该行业由中、小型企业组成。国际社会一直称这种结构为“典型的德国结构”，象征着自主的企业文化，代表着德国企业家的独立、创造性和自由主义哲学。

　　医药经济报：尽管企业主导仍是药物研发的主流模式，但目前一些新兴的国际合作研发模式中也离不开集群化的推导，我们知道，专业化产业集群也是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石。您认为，中国的医药产业集群如何才能做到专业化？一个专业化的产业集群能使企业获得怎样的收益？

　　陶剑虹：被喻为竞争战略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曾经说过“对于任何一个产业的竞争策略，都离不开产业环境。”而产业集群强调的是地理群聚现象对于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意义。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关系的公司和关联机构，它们同处于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形成产业集合模式。产业集群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

　　事实上，在国际上来看，产业集群近年来发展得非常迅速。像IT科技的美国硅谷是互联网产业的发祥地，而波士顿、旧金山湾、华盛顿、圣地亚哥和北卡罗莱纳研究三角园等五大生物技术集群也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欧洲莱茵河上游谷地的跨国生物谷，已成为欧洲生物技术的中心。近年来，我们也开始出现生物医药企业集聚发展的现象。如上海张江“药谷”、广东中山、西安高新、苏州工业园、北京北大生物城、广州国际生物岛等，可见医药产业具有空间专业化集聚发展的内在需求。

　　从优势意义上看，首先，医药产业集群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创新效率，对研究开发周期长、技术环节多、风险大的新药开发所需的各个技术平台，可以通过产业集群化组成产业的创新链，发挥创新链中相关机构的集中和协作具有增值效应、加速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其次，医药产业集群化发展也有利于形成聚集经济效应，从而提升医药企业竞争力。第三，医药产业集群化发展还可以为集群内部企业提供共享基础设施，形成“区位品牌”。比如苏州工业园，其园区服务就为企业提供基础设备，采取资源共享，不用小微企业自己投入。有利于提高创新的效率，形成聚集效益，用园区服务和资源共享尽快孵化企业成长。

　　但只是形成专业产业集群是不够的，还要形成特色产业优势，发挥产业集聚效应，才能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各地纷纷将医药产业列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支柱行业，各地都建生物医药科技园区，就会形成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

　　《医药工业“十二五”规划》也提出了鼓励产业集聚发展的要求：引导和鼓励医药企业向符合规划要求的工业园区集聚，创建一批管理规范、环境友好、特色突出、产业关联度高、专业配套齐全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选择具备一定基础、环境适宜的地区，重点改造和提升一批符合国际EHS（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标准、实施清洁生产的化学原料药生产基地，实现污染集中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

　　集群化发展可以说是生物医药产业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是一种有效的避险机制和竞争利器，也使知识源与产业产生良性互动，多种资源高度汇聚和相互支持正是生物医药集群形成的基础。当然，进一步来说，专业化产业集群也是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石。